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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音

大地上的冒险家 新农业产业化运作观察

创业家精神+商业模式+风险资本,曾经在中国互联网和消费连锁产业屡试不爽的“新经济法宝”,正史无前例地被引入传统落后的农业。那些曾经浸透了汗水、眼泪与失望的土地,也许会成为新的“冒险家乐园”。

                                                         /本刊记者 杜若洋

                                                               编辑/申音

                                                        摄影/黄更生 戴世恒

 

河北,满城。

冀中的冬天寒风料峭,农田里荒凉得只剩下了玉米收割后星星点点的散落枯叶。农民康继诚站在自家的10亩田地上,背后不远处就是同样荒凉的太行山。自家庭联产承包以来的30年,10亩农田承载了他太多的劳作和心思;但这方农田却并没有回报给他殷实的生活。他和他的乡亲们一样,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在这块“种啥都能长”的肥沃土地上,种扁豆、种平菇、种草莓……,但他们发现自己永远跑在市场的后面,无法兑现温饱之上的财富想象。

现在,康继诚一家都进入了附近的工厂打工,一个月下来全家能有5千块钱以上的收入。而在他的身边,则是全村、乃至全县的农民离开土地的浪潮。“现在没人认真种地了,都是撒上点玉米,靠天收。”对于那10亩土地,他现在最大的希望是能够迅速变现:“有人来租肯定租啊,长期租最好!一亩一年给个两三百就行。”

广东,惠州。

“它就像我的儿子一样,”蹲在蔬菜大棚的门口,手里抚弄着一只一斤重的大甜椒,曾经的大学团委书记马承榕眼中溢出的是父亲般的慈爱。他的身后松散地围拢着四五个相貌乡土的年轻人,他们的脸上无一例外地带着自豪的笑容。在他们的身后,一座1800亩的蔬菜农场,正在暖暖的冬日中静静绽放着丰收的盛绿。而这只是福州人马承榕18000亩农场的十分之一,这十多个农场横跨中国南北5个省份,它们共同的名字是:利农。

五年前,城市人马承榕迈出了乡村创业的脚步,开始追逐他在大地上的财富梦想。在他的手里,小农手中四分五裂的农田变成了平整广阔的农场,小农不足以维生的土地上冒出了丰厚的利润,让小农绝望的农业吸引来了资本家的竞逐。

康继诚走了,马承榕来了。在中国大地上,两个相隔遥远的陌生人擦肩而过。对于中国农业来说,这是一次意味深远的交错。

2008年末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有没有可能像30年前的那一届三中全会一样,成为一个新时代到来的宣言书?在保障农民合法土地收益权利,鼓励土地自由流转的前提下,中国新农业的未来又在哪里?

想知道答案的人或许并不都在农村。

矗立在深圳繁华的深南大道旁的投资大厦,是本土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之一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部所在。每天身穿西服打着领带,手握数以十亿计的资本,创新投总裁李万寿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资本家。说到新农业,他态度鲜明:“中国新农业的机会才刚刚开始!”

2006年投资云南龙生茶业到最新的河南“好想你”枣业,三年来创新投在新农业项目上的投资累计达到了3亿元以上,占到三年中总投资额的十分之一。说到项目,李万寿更是娓娓道来,按照省份一路数下来,足有十几个。

不仅仅是李万寿,事实上,近年来几乎所有的主流投资机构都把目光投向了新农业。“新农业成为了一个很炫的概念,”沈南鹏说,正是在他的主导下,2006年红杉中国投资了中国利农,这也是这家全球最著名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第一个农业项目。

中国人对食品安全和品质要求的提升是新农业崛起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而这些农业企业要实现快速的成长,一定离不开资本,”软银赛富合伙人林和平的观点遍地知音。仅仅过去一年,赛富已经投资了4个农业项目,包括中国唯一一家能满足欧洲、日本有机大米供给的企业,以及据称是中国最大的速冻玉米生产企业、最大的有机蔬菜种植企业以及最大的马铃薯种植企业。

“下乡去!”城市资本家们的行动汇成一股强劲的潮流。农业产业独特的抗周期性和稳定的收益能力恰恰成为本轮经济危机中资本家们最欣赏的特质。

创业家与资本家的共识正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静悄悄的农业造富运动。而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期,中国第一批“大地上的冒险家”们就相继迈出了创业的脚步,他们中的胜出者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农业产业化进程中的“领头羊”。但是,在新一轮农业淘金潮中,这些前辈企业却并没有得到资本的青睐。

中国农业产业化的前辈到底达到了怎样的高度?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瓶颈?新一代农业公司又将用什么新模式追逐着财富的梦想?

带着这些问题,在十七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创业家》记者奔赴吉林、山东、江西和广东四省,与那些大地上的财富冒险家面对面,在田间地头记录产业和资本如何改变中国千年不变的农业。

 

前辈

第一次到山东龙大,人们会产生一种错觉,这里更像是老一代的大国企。巨大的公司院落中道路纵横,没有代步工具,穿行其中将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就像一个小社会,宾馆、宿舍、小饭店、小卖部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公交车行驶其中。

这里没有农田,也很少见到蔬菜的身影。只有鳞次栉比的厂房和办公楼,还有一家连着一家的龙大和不同日本企业合资建立的工厂,每个工厂都有自己独立的大门。透过紧闭的栅栏门,我们可以看到零星的工人匆匆走过,他们全身都穿着淡紫色的隔离服,带着白色的口罩,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非典”时期的医生。

23年前的1986年,除了一座小砖瓦厂,这里还是一片荒芜。那一年,宫学斌力排众议炸掉了那座自己经营了10年的砖瓦厂,在原址上建起了蔬菜加工厂,转型做起了蔬菜出口生意,新公司起名叫龙大集团。到今天,龙大的年销售额也已经接近50亿元,成为国内蔬菜冷冻加工出口的龙头企业。

年逾古稀的董事长宫学斌早已退出了企业的日常管理,但是老人依旧离不开龙大。清晨6点,他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绕着龙大总部的大院走上一圈,到办公室里稍事休息,然后坐上那辆莱阳皆知的12缸奔驰S600到周边的种植基地视察,在田里一呆就是一天。

龙大现在真正的掌门人是公司总裁、宫学斌的儿子宫明杰。小宫总和老宫总的办公室并不在同一栋楼里,宫学斌舍不得离开早年建起的老办公楼,拒绝搬入现代化的新楼,于是开宝马的宫明杰自己搬了家。宫明杰的新楼和大城市的写字楼别无二致,在开敞的公共办公空间里,一群西装革履的白领在电脑前忙碌着。

“我们是一家穿西装、打领带的农业企业,”宫明杰笑言:“因为我们的客户是日本人。”

在龙大,食品安全就是一切,因为它生产的每一棵蔬菜都要出口到日本,而日本政府对食品尤其是进口食品的安全有着严苛的要求。

“出口日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把中国设定为疫区,” 宫明杰向《创业家》介绍。由于这个特别的设定,中国企业的蔬菜要想进入日本不但要申请许可证,而且所有产品在进入日本市场之前都要经过日本官方的两次检验,检测涉及数百项农药残留指标以及微生物指标,一旦有一项不合格就会被全批次退货。

在龙大,进入生产车间是一个非常繁琐的事情。在工作人员敲开反锁的车间门之后,记者按照要求全副武装起来,帽子、口罩、胶皮手套、白大褂、橡胶雨鞋。在经过三道消毒程序之后,我才进入了生产车间。当我出于好奇想摸一摸冷冻菠菜的时候,车间负责人几乎下意识地一声断喝:“别动!”语气中没留一点客气。

和这个细节一样给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的还有龙大的检验中心。在这个投资近3000万建设的检测中心里,全部设备都来自于国际一流厂商,价格不菲。而为了维持这个中心的运转,龙大每年还要再花掉3000多万。现在这个中心可以检验700多种农残,甚至超出了日本的要求。

“检测只是确定产品的最终状态,但并不是保证产品安全的途径。龙大的做法是一切资源向源头倾斜,”

真正理解宫明杰的这句话要回到2002年。在此之前的十几年中,龙大和其他农业出口企业一样走着“公司+农户”的道路,这也正是政府一直鼓励提倡的道路。但是,就在20027月,日本检测出中国出口的冷冻菠菜中剧毒农药残留超标,全面封杀了中国菠菜。

当其他企业还在寄希望于中央出手打破封杀的时候,宫学斌却开始对“公司+农户”的商业模式下了杀手。“一家一户的农民没有办法监控,公司的产品质量没有办法保证,必须搞自己的基地,”这是宫学斌在7年前做出的判断。

当年,龙大就买下了几百亩的自有基地。到2008年末,龙大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了12千亩。“除了少量的自有基地,我们的核心模式是‘公司+农场’,”代奉正介绍说,作为龙大资材部的部长,他管理着龙大所有的种植基地。(思考——三鹿、蒙牛等乳业公司长期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导致源头质量失控,才最终酿成“毒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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