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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

钱理群:回顾2010年

      (按:转载钱理群先生的这篇文字,不代表本人支持这篇文章的具体言论。通过对本文的阅读,大体可了解当今活跃在理论和实践前沿的各派人物及其主要思想特征,亦可初步把握钱理群先生的思想脉络。


       钱理群:回顾2010年

       2011年8月21日
    
     2010年末,在一个座谈会上,我说了这样一番话——
   
      “记得在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就说过:‘我们从现在起,应该有一个新的觉醒,要在思想上作好准备: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这话不幸而言中:2009年就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性的大恐慌。2010年中国更是进入一个内外矛盾空前激化的年代。从年初的富士康‘大跳楼’开始,到连续发生的‘血洗幼儿园’的突发事件,以及接连不断的因种种原因引发的暴力事件,都表明底层社会民与官,民与商,弱势群体和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的矛盾已经激化到了临界点,随时都在爆发,还随时会有新的爆发。而这一年,处于社会中层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因为一再受到压制而和体制的矛盾日趋激化,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日趋严重,以至到了本来是既平常,也是正常的不同看法,都会引起轩然大波,彼此水火不能相容。也就在这一年,高层的矛盾也到了必须公开化的地步。这就意味着,整个中国,从高层,到中层,到底层社会,都感觉到:‘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一个全社会的不安全感,全社会的情绪郁闷,不满,以至怨恨。一个社会危机的大爆发,正在向我们逼近。不知道哪一天,因为什么原因触发,就会突然降临”。

    此文在2011年年初,发表于《随笔》第1期,删去了关于“高层”的那一句,也删去了“社会危机的大爆发,正在向我们逼近”这一预测。这自然是编辑所为,却是经过我同意的:这是为保证杂志的安全和文章能够面世而必须作出的妥协与让步,这也是每一个中国的写作者必须面对的言说环境。
    但言说背后的事实,却是删不去的:这也是不准备在大陆发表的本文所要如实展现的。
   
     (一)
   
    先看2010年的中国底层社会的现实。
    我的发言一开始就谈到的2010年1月至5月,富士康集团工人连续九人跳楼自杀; 2010年4月一个多月在福建南平、广东雷州、江苏泰兴、山东潍坊、广西合浦接连发生五起成年男子残杀校园学生、幼童案,5月12日陕西南郑又发生7名儿童被砍死,20多名被杀伤的事件 ——这两件血案,给2010年的中国,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感到了恐惧。在我看来,其惊心动魄之处有四。

         一,
       请看这两组数字:富士康集团自1988年在中国深圳建厂以来,飞速发展,工厂已遍及珠三角、长三角,渤海湾,以及中西部地区,拥有六十余万员工,在大陆年销售额超过4000亿人民币,在深圳地区的年出口额占深圳出口总额的20%,并连续七年居中国大陆出口企业榜首。富士康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全球代工大王,世界五百强第109位。——这些辉煌的数字,是可以视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象征的。但同时存在着的却是充满血腥味的数字:“2009年公司财报显示,当年员工数量11.87万名,相比2008年增加了9.7%,但员工成本总额却从上年的6.72亿美元减少到4.82亿美元,同比减少28%”。还有这样一份富士康员工的工资单:“时间:2009年11月。底薪900元;正常工作21.75天,平均加班60.50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9.50元”。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工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多出100个小时”。 ——这是一条以外向型为主导的劳动密集型的“世界工厂”的发展之路,由于跨国公司控制着产业链条的关键环节,代工者能赚取的就只是人力成本差,于是就导致了用员工超时、超量、超强度的劳动追求利润,这样的“低人权”的发展,正是典型的“中国发展模式”。 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些学者在那里高谈“中国模式”,用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数字来掩盖背后低人权的血腥。富士康大跳楼事件,正是一个警醒,一个当头棒喝。

       同样具有警醒意义的,还有2010年8月8 日凌晨发生的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历史上有“陇上小江南”之称的舟曲竟遭此灭顶之灾,究其原因有二: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开始的对森林毁灭性砍伐,导致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42%;二是改革开放以后白龙江的梯级开发和过度开发水电项目,成为地质灾害的隐患。 ——这些年,包括2010年,总有学者在强调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也有大的发展,强调中国经济“六十年一贯”地高速发展,以此证明中国式集权体制的优越性;即使这是事实,但为什么要回避这样的发展,是以生态、资源的破坏为代价,并遗患后代这一更根本的事实呢?为什么不去追问:中国“六十年一贯”的“破坏性发展”的根源呢?

    二,
       人们在富士康这里还发现了“社会企业化”的发展模式。这其实是源于毛泽东时代的“单位所有制”,国营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工人在工厂既享受基本福利,又和企业,特别是企业领导形成人格与人身的依附关系。而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富士康之类的外资、合资企业,复制了这样的单元所有模式,延续了工人与老板之间的依附关系,却基本上没有企业内部的“小社会”,不但切断了工人与外部社会的联系,在工厂内部也没有建立任何社会关系,同一宿舍的工人之间都没有交往,把工人封闭在厂区内,进行半军事化的管理,便于最高效率地榨取其血汗,工人实际上成为失去(被剥夺了)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纯粹的经济人,攒钱工具,大机器的附属物,以及企业主的榨取对象。而国家既分享利润,实际上是参与榨取,却完全放弃了对工人的社会服务,全面剥夺了这些外来农民工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权利,如研究者所说,像富士康这样的工业与外来人口聚集区,实际上“只有工厂,而没有城市;只有经济,而没有社会”,这构成了前面所说的“低人权的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方面,把社会成本压缩到最低限度,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秘密所在,也是其非人性的突出表现: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对工人作为人的社会性与精神性的剥夺,把一个又一个年轻的生命逼上了自尽之路。

    三,
       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九连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人们只有用这样的极端方式,才能引起社会对他们的命运的关注:正是这一点,让所有良知尚存的各阶层的人们都为之惊骇不已。由此引发的是,对劳动者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权利的关注和追问。有人研究中国社会利益表达问题,发现每年“两会”(政协和人大)的所谓“民意表达”,相当一部分是应景的官样文章,即看准中央提倡什么,就做什么提案,以保持和中央的高度一致,这就是每年两会都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主题”的秘密所在:召开两会,与其说是要听取民意,不如说是要借此传达与贯彻党的领导意志与意图。此外,最主要的都是由各地政府牵头组织多名代表和委员署名,表达地方利益诉求的提案。这是由两会的构成所决定:“官僚精英、成功企业家、各路明星共同构成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主体”。而这些年被人们看好的互联网所表达的,也主要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的“民意”,他们的诉求固然也很重要,但还有更加广大的沉默的大多数,主要是普通工人、农民、农民工,他们利益表达通道,却是根本缺失的,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既无公开发言的自由,也无组织起来集体发声的权利,连上访之路也被堵塞,就只有用唯一属于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作拼死的抗争与表达。这些年不断发生的自焚事件,就已经铺就了民众的死亡呼救之路,2010年富士康的九连跳不过是将其推向了高潮。而最为尴尬的是,这样的死亡诉求确实“有效”,富士康事件之后,工人得到工资就有了提高。这都令人想起鲁迅当年说过的话:“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 但如果中国的每一步改革都要用劳动者、弱势群体的血来铺路,那这又是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而且鲁迅还有一句话:“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现在的问题正是如此:富士康工人的流血,并没有真正打通劳动者利益表达的通道。这也是让人们最感痛心的。

    四,
        人们还注意到,“血洗幼儿园”的凶手,其实也是底层社会的弱者,被逼得没有出路的普通民众,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血洗”也是一种借此引起公众注意的利益表达的极端方式。但用杀害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幼儿,向最弱者开刀的方式来向社会和强势阶层报复,就过了基本的道德底线,为人们所不容。由此而提出的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问题和危机”,这就是研究者所说的:“杀童血案是社会戾气的表现”。所谓“戾气”就是“‘乖张’的脾气,‘凶暴’的性格,是对道德的‘弯曲’,它‘违反’了法律,‘违逆’了天条’”,实际就是违背了基本伦理。

        这里内含着对人的生命的漠视:不仅是对自我生命,更是对他人生命的漠视和对幼者、最弱者生命的残害;这里还充斥着以暴易暴,不受任何法律与道德约束的报复社会的凶杀之气,其所引发的必然是一种被扭曲的反抗,也同样会给民族和社会带来灾难。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1925年的一个警告。他说,“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这正是“证明这些人的卑怯。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什么呢?”因此,鲁迅提出,在充满“怨愤”的社会情绪与氛围下,特别需要“注入深沉的勇气”,“启发明白的理性”,“从此继续训练许多年”,这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

        鲁迅八十多年以前的警告,今天依然如此切中时弊,是不能不让我们感慨不已的。
        这样,2010年初的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和血洗幼童事件,就触目惊心地向世人揭示了中国工人和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权利的全面缺失与被剥夺的状况,而且几乎到达了他们自身与社会所能容忍的临界线。
  
        这样,2010年,也就必然成为工人群体反抗的一个新的高潮年。据报道,从2010年5月以来,罢工潮席卷中国,广东、辽宁、上海、北京、重庆、江苏、湖北、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都先后出现了较大的罢工潮,参加罢工的最少几百人,最多达几千人,并且显然具有了两个新的特点,一是与以往二千万以上三十五岁中年访民大军不同,这轮罢工潮以八0后农民工为主体,特别是十七至二十五岁初高中毕业的农民工占80%以上,其中有许多女工冲在第一线和警察对峙。二是不仅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诉求,而且提出了建立独立工会的政治权利的要求。这都标志着中国劳工的新的觉醒。正如研究者所说,这“对这个民族而言,不是件坏事,将成为一种常态”,并必然“推动劳工政策的转型”,“各个阶层基于自身利益的维权斗争,正是一个民族和平和正义转型的动力”。 “在20世纪,劳工组织通常被认为是工业社会所固有的特征。所有先进国家都有大规模的组织良好的工人运动”,“职工没有罢工权就没有尊严”。

       但中国的执政者却不接受这样的现代民主理念与逻辑。早在1982年邓小平主持的修订宪法,就删除了罢工权利,理由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不会出现罢工。而事实是,九十年代以来,劳资争议每年以30%左右的速度增长,远远快于CDP增速。 从2007年以来,中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都超过九万起。 而当局则把这样的维权活动视为“不稳定因素”,而如临大敌,动员一切力量,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中。这在2010年有突出的表现。

        首先是对相关事件进行舆论封锁。年初中宣部即发布了新闻管制的禁令,规定:严格控制“灾难事故和极端事件”报道,不得进行异地采访监督;“稳妥把握”征地拆迁报道,对暴力拆迁及拆迁中发生的“自杀、自残、群体性”事件不报道;对一般群体性事件报道,中央和事发地以外媒体不报道,要加强对都市类媒体的“管理”,在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防止把矛头和焦点引向党委和政府;不得讨论、争论、质疑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不用“公民社会”的提法,“绝不允许”站在政府对立面;对用宅基地换户口、用承包地换社保,一律不报道。 在前述校园暴力事件发生以后,中宣部立即发布紧急通知,规定“一律不做任何形式的报道、评论,之前已经见报的关于福建、雷州的报道,一律从网上删除”。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统一部署下,全国各地都采取了所谓“预防性”措施,如贵州即以社区(村居)为单位拉网式排查本辖区“容易肇事肇祸的精神病人,长期缠访闹访人员、对社会严重不满人员”。 这里所透露的信息是更为严重的:一是中国的精神病问题,据说中国患精神病的人数已达到1600余万,其中有160万对社会治安构成危害。而中国精神分裂症治愈率仅为30%。 而将上访人员和对社会严重不满人员列为防控对象,则预示着新的更大规模的迫害。后来北京大学学工部将“思想偏激”的学生列为“会商对象”,就是这样的防控思维与准专政举措向大学里的延伸,因为事情发生在有着思想自由传统的北大,因而举国、举世瞩目,其实这样的防控早已遍布全中国。

        这就要说到2010年初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所作的“全力维稳”的部署,提出要“把握网上网下两个战场”,做好“大情报”工作,实行“严打”的方针,采取“先发制敌”的战略、策略。4月,中央综合治理办又下发《关于切实做好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解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纳入党政“一把手”工程,因瞒报重大矛盾纠纷和问题,导致发生严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地方,单位,可能被一票否决,问责罢官。这就意味着维稳机制的升级,即将综合治理、维稳、司法、信访、公安、调解、安全检查、反邪教、新居民事务、劳动保障等十大机构联合成立综合治理中心,并向基层延伸,以形成从中央到基层全覆盖的社会控制网络。

        这里有一个发表在四川内江政府网站上的报道:《内江市公安局狠抓网上重点管控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这是不可多得的材料,具有“立此存照”的历史价值,故作详细摘录:

       “近年来,内江市公安局积极行动,以公安网络信息系统为依托,把网上重点人物管控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放到突出地位来抓,不断创新‘网上技术战法’,深化网上重点人员预警信息应用,探索网上重点人员动态管控精细化、准确化战略,努力提升管控能力应用水平,取得了显著成效。”

        其主要做法有——
       “稳步推行系统建设。市局多次邀请承建商在我市进行项目建设调研,开发适合我市重点人头管控平台,强化情报收集、研判和应用”。
       “全警收集情报。确保对网上重点人员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不漏控、不失控、不形成危害。在公安内部方面,重点突出刑侦、治安等领域的治安形势、生产事故、医患纠纷、拆迁纠纷等日常情报信息,从中严密掌控重点人员动态行踪。在公安外部信息(即社会信息)方面,加强与卫生、城建、工商、税务等部门交流沟通,重点加强实有人口、行业场所、金融系统等社会动态信息搜集,落地查证虚拟身份,将重点人员纳入日常管理”。
       “狠抓分类管控。对A类网上重点人员,建立网上侦察或控制专案,全面采取各种侦察手段,长期控制,制约其网上活动空间;对B类网上控制人员,采取必要的侦控、监控措施,掌握动向,重点控制;对C类网上重点人员,采取网侦手段予以侦控,及时纳入视线,防止危害。”
       “充分利用落实网吧上网实名制的良好时机,结合电信宽带用户资料库,确保列控对象动态调整、控制措施动态实施、重点人活动轨迹动态定位、重点人活动内容动态掌控、情报信息动态反映。”
       “情报中心每周对高危人群分析进行分析研判,提出针对性防控建议,指导基层单位科学防范”。
       “市局将摸排网上重点人员的任务分配到监控、侦控案件、管理等民警身上,对各部门‘大情报’系统重点人员动态管控成效进行定期考核,建立月通报制度,纳入年终绩效考核项目”。
       “狠抓管控质量。市局在采集网上重点人员信息上讲究精确性和完善性。采集内容包括重点人的真实身份信息、上网信息、网上线索等,通过侦察、调查、比对、挖掘等环节,
        利用重点人员的身份证号码、使用的手机号码和本人的计算机MNA地址,在虚拟身份库中滚排相应的网络身份,确保其真实身份与虚拟身份能够完全重叠”。

       一位网民看了这篇文章,顿时“觉得背脊发凉:不知我等是否被纳入‘网上重点人员’名单?难道翻个墙、发几句牢骚,竟有牢狱之灾?”

       我看了也有毛骨悚然的感觉。我所想到的,首先是执政者对网络竟是如此之恐惧——许多人都谈到了网络民主在2010年的中国有了发展。有人还把2010年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有研究者指出,网民对时政关切程度的急剧提升,以及网民的活动不再停留于娱乐、交际和信息互通的普通层面,而是从虚拟世界进入现实中,把网络与现实的力量合二为一。这都表明,中国民众通过网络,已经逐渐“转变为一个更加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护权益的社会群体”。

        这本来是为中国社会民主化开拓了新的途径,但在执政者的眼里,却成了心腹大患,为将其严控而不择手段。我由此而进一步想到,这样的严控并不局限于网络,而是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是利用现代技术的,更加精细、准确、完善的科学化的控制。这正是意味着中国社会控制的法西斯化,这自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现实。但执政者却不以为忌,反而理直气壮地在政府网站上公开宣示和炫耀。一位高层互联网官员甚至宣称:“政府已经在所有层面布置了代理人,通过与宣传部门合作,已经逐渐建立起了引导公众舆论的机制”, 踌躇满志之意溢于言表:其让人惊骇不已之处即在于此。

       这样的全覆盖的维稳管控,就必然急剧提高压制成本,成为政府不堪忍受的财政负担。
       据2010年财政部向全国人大呈交的《09年预算执行情况及今年预算草案》报告,2009年度全国公安支出达到4720亿元,今年将再增8.9%,增幅超过国防开支预算,将达到5140亿元,和国防开支相差无几。一些省份,如辽宁省,政府竟然要花费预算的15%来保持对局势的控制。据估计,中国约有2000万公安及100万武警,还有约400万各类保安。按照13亿人口计算,平均每十万人有1615名警察,警民比例为千分之16.1,远远超过了日本(千分之2,23)、朝鲜(千分之4.18)和以色列(千分之4.71),为世界之最。

        这都说明,中国事实上是一个警察、特务统治的国家。由最高领导人直接掌控的国家安全部门抓人不需要任何程序,甚至也不通知上级领导机关,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王国。而且这些年还出现了警察、安全部门黑社会化的倾向,雇用一大批黑社会打手和黑公司来对付维权者和不同意见者,“用下三烂的手段对付自己的公民”,这也到了耸人听闻的地步。正如网上一篇文章所说,事实上今天中国虽然民众有诸多不满,但政治局势并没有执政者想象的那么严峻,最高当局却在莫名其妙地升级对反对派的打压。利用迅速形成并膨胀的秘密警察,对一些不满的声音的压制已经超过了改革开放后的任何时期,甚至超过了“六四”以后。 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里,对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有这样的观察与总结:“八十年代初期、中期,由于顺应了民意,作出了正确的战略决策,及时支持、引导了农民的改革实践,因此,在上下结合的努力下,找到了适合国情的以农村改革为支点的中国自己的改革和发展道路,从而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国民经济的全面改革和发展。但在八十年代末,由于违背了民意,作出了错误的战略决策,将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积极参与民主运动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私营企业家、工人和市民,血腥镇压下去,将政治体制改革扼杀于摇篮中,使中国的改革畸形化,造成了新的两极分化”。今天的中国,又面临着“向何处去”和“怎样走”的问题,“而中国的老百姓也以自己的实践作出了回应”:“方兴未艾的三大民间运动:维权运动,网络民主运动和非政府、非营利的民间自组织”,已经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诉求:“要求维护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发展权利,要求政治的参与权、监督权,要求宪法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罢工、集会自由,以此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今天的执政者正面临严峻的考验:是吸取1980年的经验,顺从民意,尊重群众实践,支持和引导民间运动提出的诉求,实实在在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是重蹈1989年的覆辙,将动力视为阻力,借‘维护稳定’之名,对三大民间运动严加防范,对民间维权人士,网络积极分子和民间自组织的组织者(他们本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依靠对象)进行围堵与镇压?战略决策的正确与错误,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

       ——现在看来,决策者完全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正在作出错误的选择:这正是当下中国最令人担忧之处,真正的危机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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