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金融海啸对中国是一次历史性机遇

　　六、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 化解限售股压力的零成本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得出当前导致股市下跌的主要矛盾是“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那么，再反思我们解救中国股市下跌的一系列美国式救市政策就会发现，无论是减税、融资融券，还是注资回购，都没有对症下药。中国股市缺的不是由于钱导致的信心缺失，而是政策导致的信心缺失。所以，当前稳定中国股市的关键，在于正视“大小非”和“大小限”问题。

　　当前，只要在“大小非”和“大小限”是导致中国股市下跌的主要因素上取得共识，就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离解决这一难题也就不远了。因为从主观上看，目前中国股市的有关各方，无论是监管者还是股民，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还是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都期盼股市实现上涨中的多赢。而从客观上看，无论是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宏观面，还是从上市公司业绩的微观面，都具备股市上涨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

　　具体做法是：通过大股东对限售股解禁后的可流通底价进行自愿基础上的锁定，把限售股的问题从简单的时间锁定风险滞后，调整到用价格锁定彻底化解。

　　1、何谓大股东减持价格自锁。所谓自愿的价格锁定，是指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自愿将所持解禁的非流通股减持的价格锁定在一个预设的可流通底价上。这一价格是指由大股东自己预设一个可流通的最低价格，其所持股票的价格只有高于这个价位才能售出，而低于这个价格，其所持股份将自动锁定，不再卖出。这个价格可以由上市公司根据本公司实情，并参照大盘在3000－5000点时本公司的股价来确定。假设某一公司的大股东自锁的可流通底价定在15元，即所持的股票只有在15元以上才能卖出。如果由于其售出，该股票跌到了15元以下，则会自动锁定。

　　2、大股东自锁减持价格的程序

　　（1）大股东提出自锁可流通底价的议案。从公司法律上说，任何一个超过5％的股东都可以提出议案，并按关联交易的法律程序进行表决，而这项议案是对提案人的自我约束，它符合中小股东和整个公司的利益，并无被否决之忧，且在法律上无任何障碍。

　　（2）该项议案在通过后，要在媒体上公开披露，把大股东自愿锁定的可流通底价公之于众，该项议案和股东大会的其他议案一样，一旦通过，即应被遵守。同时由沪深两个交易所来把关执行。

　　（3）若公司未来发生送股和转股，其可流通底价也相应除权下移。

　　这一议案应是由大股东启动的、自愿为实现股市多赢提出的。其中，最核心的是大股东自愿的价格锁定。

　　3、相应的配套措施

　　具体做法可以是：充分利用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特点，近860家国有上市公司可由国资委倡导，支持上市公司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而另800多家民营上市公司则可由证券业协会来统一倡导和协调。中国证监会只需在这一过程中对那些通过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议案的上市公司给予再融资的优先安排。

　　4、上市公司大股东实施这一方案的可行性

　　当前中国股市跌到目前的水平，不仅股市的功能丧失，而且上市公司的再融资功能、增值功能也都无法实现。这是一种多输的局面。从笔者和十几家上市公司大股东的接触看，他们愿意通过可流通底价的自锁向市场投资人明确这一信息，打消非流通股随时会流通出来的疑虑，实现其股价的上涨。同样，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总是对其公司有信心的，但在目前的大盘点位下，什么事也做不了。因此，只要稍加引导，有关各方就能在这一问题上形成共识，因为它符合共同的利益。可流通底价是可以实现的。目前已有一些公司各自颁布了类似的信息，但由于没有形成群体效应，在大盘的整体下跌中，声音微弱，没有发挥出作用。

　　5、这一做法和股改不是一回事

　　推进这样的改革措施需做两个说明：第一，上市公司可流通底价的自锁绝不是二次股改。首先，这一措施是大股东自愿提出的，不存在政府有关部门强制推行的问题。其次，可流通底价的确定是由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根据自身的情况在3000点到5000点之间自愿做出的，并无一个外部强加的、千篇一律的价格规定。可流通底价定得低，其股价也会低；可流通底价定得高，其股价则会高。因为不到那个点位，股民就无对该公司大股东减持的疑虑。第二，大股东可流通底价的自锁是一种价格约束，而不是像“锁一爬二”那样的时间约束，风险滞后。

　　笔者认为，如果这种自愿锁定的提案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话，是可以化解限售股的系统风险，振奋市场信心的。

　　6、推出这一措施的时间是关键

　　长达一年的股市下跌，尽管其负作用已开始在上市公司显现出来，但由于总体看我国的宏观经济面和上市公司微观业绩面还没有走坏，我们通过调整和实施大股东可流通底价自锁的措施，还能发挥作用。若拖到明年，市场和上市公司之间一旦进入恶性循环，即使有好的措施，也将回天无术。因此，今年第四季度是我们通过政策措施扭转股市大盘持续低迷的关键。

　　七、异船相帮，首选之战在香港

　　我们要履行大国责任，也承诺和发达国家共渡难关，一个创新性的思维，就是要先在世界资本市场普遍下跌的过程中，寻找一个有利的亮点。让它能够担负起资本市场抬头复苏的使命。而这一点，就中国来说，首选之战，最合适的地点就是在香港。

　　香港市场60％的上市公司市值都是来自内地的H股公司和红筹公司，香港的经济也主要由内地支撑，但是在金融体系、货币体系上香港完全是和美国货币、金融体系一体化的。如果说在内地市场相对较为独立的背景下，次贷危机仍然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的话，那主要是从香港传递过来的。所以，搞活了香港这个棋子，对外可以带动美国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对内可以和A股产生良性的互动，而不是通过这个管涌，把境外的风险传递到境内来。

　　具体做法可以让中投公司把战略重点从美国转到香港，守住香港这一前沿阵地，用过量的外汇储备在香港吸纳H股，起围魏救赵之目的。现在中国只要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任何地点进行投入，就会产生巴菲特效应，中国出手了，可鼓舞世人的信心。占领香港桥头堡，我们既承担了大国的责任，答应美国出手相帮，又可实现了一箭四雕之目的：第一，购买H股，化解外汇储备过高的风险。第二，此时购买已极具投资价值的H股股票，抛出美元，买回本国基础产业的股权即可保值又可增值。第三，香港市场外联美国，内联中国内地。我们投向了香港，把香港带动起来，就等于从外部对美国进行帮助。第四，香港H股对A股产生正面的拉动作用，守住了这个桥头堡，就堵住了外界金融危机导入到中国内地的恐慌性的、会导致信心丧失的渠道。

　　购买H股从香港资本市场上传递对海外资本市场出手相帮的举措。对外，可以拉动其他海外市场的复苏，毕竟在全世界下沉的资本市场中有一个场所———香港，已经出现希望。对内不仅不再向A股市场传递负面的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而且H股的复苏还能够带动A股的上涨。打好香港这一战，就迈出了盘活全局的重要一步。

　　总之，把握这次重大的能让中国历史性崛起机遇的关键是激活内地的A股市场和回购香港“桥头堡”的H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