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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家向新总统建言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新任总统该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并带领美国经济走出困境?《新闻周刊》对2001年至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6位经济学家进行了采访,他们向下任总统提出了治理经济的建言。

  如今金融危机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似乎所有人都拼命装出一副经济学专家的样子。总统大选在即,能否提出应对这场金融危机的连贯政策,成为华盛顿面临的最大压力。这场危机被称为“完美风暴”,股市暴跌,能源危机隐现,政客们也获得了全国空前的关注,超过89%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治理方式需要作出根本变革。

  但应该变成什么样呢?麦凯恩和奥巴马都提出了一系列激进的经济方案,使得不论华尔街还是整个国家人民立场都出现进一步分化。也许唯一大家一致同意的是,无论下一任总统是谁,他都将面临可怕的财政挑战和可利用资源的急剧减少。

  为了弄明白这些挑战,《新闻周刊》邀请了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请他们谈谈下一任总统该如何让经济复苏并分清轻重缓急。下面是采访的摘要: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8年因其国际贸易模型获得诺贝尔奖。

  有人认为下任总统应该效仿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上任后头100天采取暴风行动稳定了全国局势,这种看法已是陈词滥调。不过这是完全正确的。假如这次奥巴马入主白宫而且民主党极大地增强了对国会的控制权,那么至少应该从三个方面采取快速和激进的举措。

  首先,到明年1月美国经济几乎铁定要陷入严重衰退,政府和国会应该立即出台巨额财政刺激方案来对抗衰退,这次应该将重点放在支出而非减税上,这样可以缓解地方政府的压力,同时加大对失业人员的补助,并加大重点公共工程的支出。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促进公正的同时取得效率,既可以向个体提供急需的帮助并修复基础建设的薄弱之处,同时还可以刺激需求和就业。

  第二,政府应该迅速加强金融监管。我希望已经出台的金融救援方案到明年1月能够让信贷危机走出低谷。但即便达到了这一效果,这仍只是第一步。我们需要大力加强监管,以防金融危机卷土重来。如果金融机构需要向银行那样获得救援,那么它们就需要接受同银行类似的监管,监管要点便是最低资本要求和纪律审查。

  第三,现在正是进行医疗改革的好时候。很多人说医疗问题可以等等,我不同意。经济危机已经将我们当前医疗体系所创造的不安全带到了人们家中,那些失业的美国人通常还面临失去医疗保险的双重不幸。如果奥巴马当选,他应该效仿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约翰逊在1964年连任后不到11个月的时间里便签署了《医疗保险法案》。

  这些措施是否过于激进?是的,但这是一个疯狂的年代,这个国家需要改变。我可以给奥巴马比100天更长一点的时间,比如半年,但他应该迅速行动。同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一样,当前的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从根本上变革美国治理体系的机会。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美国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研究生院前任院长和现任名誉院长,2001年因对“信息不对称市场”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下任总统有太多事情要做,需要继续向金融系统注入资本,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清算系统和短期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他还需要重新回到抵押贷款问题上来,重新设定条款,防止出现大规模止赎现象。他需要提出新的财政刺激方案,同时出台可以让财政赤字中期内回到可持续水平的计划。他将需要同其他主要经济体进行政策协调,避免资本在寻求避风港时造成不必要的动荡。当金融业资产负债表获得修复、透明度提高之后,他还需要在对金融板块的所有权和实质控制权方面作出结构调整,以便私人资本可以重新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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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同样因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几乎肯定要进入深度衰退,“大萧条”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衰退。当前的关注点便是如何防止形势恶化。失业率不可避免地会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将发现自己在重新就业之前享受的福利过期,数周后可能会有大约70万人处于这一境地。向银行注资非常关键,但杯水车薪的做法难以奏效,而且单靠这一项措施远远不够。各州面临着财政收入的巨大缺口,不援助的话它们将不得不开始精简人员。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和房价持续下跌,止赎现象有可能继续扩大。

  要想让经济复苏,我们需要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科技的投入。对替代能源和公共交通系统的投资可以帮助美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但复苏还不够,我们还需要防止旧病复发。我们需要新的监管措施和管理框架,使它不但能保护我们远离过度借贷的危险,还能够防止总统不知道如何管理现代经济的风险。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提高税收,至少是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同时妥当地利用我们所有的资源。美国经济有两大资源浪费,一是大肆扩张的军事支出,包括针对一些假想敌研制出来的无用武器。降低军费开支也许我们能够获得更多安全。第二是医疗。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多年了,但一些既得利益者抵制作出改变。最近八年形势更加恶化,出现未获保险人数和医疗支出同时上升的怪事。改革医疗保险体系对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至关重要,对美国经济的健康也很关键。

  我承认,这是一个激进的方案。但如果我们希望保留并提高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的话,我们没有选择。这样的方案可以在短期内提高产出并在长期内刺激增长。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 Prescott),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明尼阿波利斯联邦储备银行资深货币政策顾问,2004年因动态宏观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不论谁赢得总统大选,尽快地改变尽可能多的规则将是诱惑所在。总统新上任之后通常会有“烧三把火”的倾向,然而在当前金融动荡和亟需“行动起来”的观念下,这一点尤其正确。不过,我想提醒下一任总统,过于激进地改变游戏规则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通常是不良后果。的确,仅仅是暗示规则将被改变就可以改变预期并转变人们的行为。

  在税收问题上尤其如此。征税问题是一位总统影响经济最重要的手段。最近的研究显示,发达国家中税率是决定经济健康度的关键因素。创造性、承受风险和生产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所有这些都依赖于适当的激励机制。高税率是压制这些激励、让引擎熄火的头号杀手。

  下任总统面临的另一个重大议题就是医疗改革。我再次提醒下一任总统,改革措施必须有助于释放美国人的创造力并让体系更有效率。我们已经发展出了成本更低的随到随看(walk-in)诊所,市场也正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便宜更周到的家庭护理。这些成绩都不是在政府指示下取得的。过多的规章、价格管制和政府过多的审查只会导致效率的下降。

  第三,我建议下一任总统不要将当前的金融动荡同另一个“大萧条”相等同。没错,信贷市场很重要:企业需要资金,银行需要相互信任,投资者需要信心,这种信心也是所有资本市场的根基。但这正是为什么我们有央行,为什么联储联手财政部和全球各国央行采取了重大举措。这正是作为最后贷款人所应该做的。让它们去尽自己的职责好了,实体经济将会挺过这一难关。

     最后一点:在经济方面,我们都对总统期望过高,而且他们常常也乐于承受这种期望。美国人不需要一位总统来管理他们的生意,总统只需要管理规则就行了。这样我们所期待的便是一只稳定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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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里克-马斯金(Eric S. Maskin),2000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2007年因“机制设计理论”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想建议下一任总统学会区分什么样的市场需要政府干预、什么样的不需要。许多市场在很少或完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运作得最好。但另一些市场,尤其是具有巨大“外在性”的市场,需要援助之手。信贷市场就属于第二类。

  当一家银行催收一笔贷款,它显然伤害了贷款的这位客户。但它从另一方面也同时伤害了贷款给这位借款人的其他银行。现在它们获得还款的可能性降低了,从而也无法轻易地将钱借给它们自己的客户。于是我们说第一家银行对其他银行产生了一种外在性,一种未被考虑在内的次生效应。只要所有人都继续贷款,一切都正常。但一旦一些银行停止放贷,有可能是因为一些客户出现违约,它们可能就迫使其他银行也催收贷款。这样产生的连锁反应可能导致整个信贷市场集体瘫痪。听起来很耳熟吧?

  是的,政府可以扭转败局。通过向一些银行注资,可以让它们重新开始放贷。如果注资量足够大,连锁反应就会被逆转,并最终让市场恢复健康,在这时候政府大概就可以将自己的投资收回。

  然而这样的干预会有一种伴随风险。如果银行预计在信贷市场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政府会赶来救援,那么他们可能就会肆意放贷,比如偿还可能性很低的次级贷款。因此救援政策,不论含蓄的还是清晰的,都必须跟对银行的监管措施搭配使用。比如,禁止银行向那些信用度低的客户提供贷款也许意义重大。

  我们的新总统不应该忘记,不受限制的市场在提供我们所需的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非常成功。但他也应该懂得外在性的逻辑,以及为什么在外在性很显著的信贷市场,政府妥当规划的积极角色可能变得至关重要。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Edmund S.Phelps),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主义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2006年因其对宏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有一些繁荣是好的,比如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互联网繁荣是一段快乐时光并留下了持久的财富。但最近的房地产繁荣有所不同。它提高了就业,但最终被证明是巨大的投资不当,带来的是濒临破产的银行、信贷危机和经济滑坡的前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暴露了银行和金融系统中严重的缺陷,这正是下一任总统首先必须面对的。

  对大型银行管理层缺乏所有者控制代价巨大。银行高管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每个人为了让利润和股价不输给竞争对手而“追求高回报”,而不论风险有多大。股东根本就没有办法“叫停”。为了防止这一现象发生,需要进行更有力的公司治理。我建议下一任总统向国会施压,立法规定首席执行官的基本报酬需要提交股东大会投票通过,奖金则需同长期业绩挂钩。

  另一个缺陷是银行管理缺乏远见。银行家们似乎不愿考虑利率回升到更熟悉水平的可能性,也无视房价高出历史标准40%的现实。这种不情愿创造了次贷危机,让整个行业伤亡惨重。的确,下一任总统不可能通过“战略远见”立法,但是金融从业者可以被要求同时考虑两三种可能性,包括最佳的和最糟糕的情况,而非仅仅一种。

  最后,大型投资银行不再作为向企业投资和创新提供融资的资本主义工具,而变成“财富管理”的代理机构。当然,是经济政策将银行引向了抵押贷款。美国人梦想变成“房屋所有人”,而非获得成功的事业。为了扭转这种失衡,下一任总统应该要求国会向企业提供额外补贴、帮助它们投资,就像当初它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向购房者提供补贴一样。

  美国要想继续成为普通人可以在这里找到激励、挑战、创新和成(22.41,-0.34,-1.49%,吧)就的土地,我们的企业便需要获得更多的推动力和包容性。这就需要对金融板块进行重构,来支持企业创新。一小撮“天使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不可能包揽一切。同时,下一任政府必须刺激底层人群的就业,他们当中很多现在都在监狱里。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政府对聘用低报酬工人的企业提供补贴,这样可以提高他们的报酬、让更多人获得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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