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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

四万亿投资何处:当前最需寻求全球新布局机会

  金融危机下,中央政府四万亿元投资举措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资金如何筹措?项目如何选择?资金投向何处?记者就此采访了有关专家。

  四万亿元资金如何筹措?

  “到2010年底中央将拿出1.18万亿元投资,这也正是政府的一个取向,即四两拨千斤,用财政投入带动信贷资金,乃至民间投资,共同完成四万亿元投资规划资金的筹措。”财政部科研所副研究员李全表示,中央财政投资的先期导入必将带动广泛的民间投资。

  对于四万亿元投资计划资金的筹措,李全认为,中央财政可以通过调节预算资金和发行长期国债来解决,其后应该会有银行资金的大量涌入。

  在目前宽松的货币政策下,银行信贷资金的流动性压力不大,起码可以满足一些新开工项目的资金需求,这对银行而言也是一笔长期稳定的收益。

  “民间资金是充裕而富有流动性的,这在去年典当、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的业务火爆中可以看到。”李全说。

  “中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实施赤字财政。美国经济面临的挑战是去杠杆化,在这一点上,中国和美国情况恰好相反。从2000年到200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但是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负债率却有所降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说。

  “通过适当的赤字财政来应对外部冲击,中国已经积累了一定经验。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迅速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基础设施投资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巴曙松说。

  实际上,十年后再次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用意更为深远;既要有效扩大投资,又要有力刺激消费、保障民生;既要利于拉动当前经济增长,又要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巴曙松认为,现在中国正面临着再杠杆化的大好时机。2000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值仅2.5%,现在还不到1%。因此,中国在扩大财政赤字、提高负债率方面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同时,中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仅有22%,而西方国家这一比重高达70%以上,中国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债空间。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也表示,目前,发债空间较大。若按国际警戒线——3%赤字率及60%国债负担率计算,2009年国债增发空间在5000亿元左右,2010年可以再增发6000亿元左右。财政国库现金存量巨大,国债发行应较为顺利。

  连平认为,在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带动下,今年信贷增长有望加快,预计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4.8至5万亿元。

  四万亿元投资去向何处?

  公开资料显示,在今后两年新增的四万亿元投资中,超过一半用于保障性住房、农业、教育、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支持灾后重建等民生工程。

  四万亿元的投资方向,第一是民生工程;第二是满足农村农业农民的需要;第三是基础设施建设;第四是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投资;第五是生态保护、保护环境建设;第六是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的投资。

  有关专家表示,四万亿元中没有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的投资,更没有“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型)的投资,这些投资或直接改善了人们生活条件,或通过扩大就业、增加居民收入,间接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四万亿元的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重在破解中国经济的几大长期结构性顽疾。”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张茉楠说。

  张茉楠认为,四万亿元投资更多的使命是促使经济内生的增长,投资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为直接的驱动方式,就要素投入结构而言,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投入贡献为69.5%,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仅为32.8%,而且近几年还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次,此次4万亿元投资关键要协调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均衡。从4万亿刺激经济方案的构成看,主要是将基础设施、农林水利、交通通信、环境保护、城乡电网改造等公共事业等作为重点投资领域,而这些领域恰恰是吸纳就业能力较弱的行业。

  当前中国最需要寻求全球新布局机会

  “当前中国最为需要的,可能并非一味强调基础设施投资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味放松货币到零利率的货币主义,而是强调通过改革释放体制活力、通过开放寻求全球新的布局机会。”巴曙松说。

  巴曙松表示,现在仍有很多能够吸收大量就业、培育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由于严格的准入管制、准入门槛以及垄断,社会资金无法进入。“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打破行业垄断和管制,完成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转型,中国就有机会培育出一批富有活力的新增长点。”巴曙松说。

  “今年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扩大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投资,特别是财政投资,对拉动经济的效果非常迅速,而通过增加收入、减税等方式促进消费的时滞效应较强。”巴曙松说,如何平衡以应急为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刺激与促进消费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目标,将是政策决策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巴曙松认为,要想有效解决过度依赖投资和产能过剩等问题,关键还是消费扩大的政策措施。

  “1998年,中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0年来的增长情况看,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却持续从当时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处于历史较低水平。”巴曙松说,相对于1998年,现在需要在扩大内需方面进行更多改革和创新,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等多方面有更多实质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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