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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基金的基金:三个女人一台戏

  

  2008年11月3日,在金融危机肆虐、机构投资者“紧捂钱袋”的背景下,Asia Alternatives规模达9.5亿美元的二期基金宣告募集成功,远超过原定8.5亿美元的目标。

  与Horsley Bridge、HarbourVest、CDC等全球知名老牌FOF(基金中的基金)相比,总部位于香港的Asia Alternatives还是一个新兵,其首期5.15亿美元的基金于2007年5月才募集完毕。

      三个女人“一台戏”

  但截至目前,Asia Alternatives却是亚洲最大的独立私募综合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 of funds),也是亚洲最早成立的独立私募综合投资基金之一。

  成立以来,Asia Alternatives也相当活跃。目前,这家FOF的一期基金超过80%已承诺投资给亚洲1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机构;在鼎晖、弘毅、今日资本、赛富等的LP(limited partnership,有限合伙人)中,均有它的身影。

  尽管如此,Asia Alternatives合伙创办人兼董事总经理徐红江仍然以“谨慎和稳重”来形容她们的投资风格。

  她认为,Asia Alternatives的投资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跟踪的基金融资速度;未来一旦有好的机会,她们跟进的速度还会非常快。

  虽然是一个新基金,也是由一个新组建的团队在操盘,Asia Alternatives的三个创始人在做FOF之前,已经具备长期的GP(general partnership 普通合伙人)或LP经历。

  2006年,Asia Alternatives由徐红江(Rebecca Xu)、马显丽(Melissa Ma)、王乐怡(Laure Wang)三人创立。

  在几乎由男性“主宰”的FOF、PE投资世界,一个由三个女人组成的团队似乎显得有点特别。

  三人是哈佛商学院的同学。

  1996年和1997 年,马显丽和徐红江分别从哈佛毕业。其中,徐红江在麦肯锡工作两年多后就职于世界银行集团下属的专门在发展中国家私营企业投资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并在其FOF项目部门从事在亚洲的私募基金投资长达7年。马显丽在香港工作7年多,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所做的项目多跟金融机构有关。此后,马显丽又加入美国私募基金Hellman & Friedman LLC,担任Dierctor。王乐怡是台湾投资机构怡和创投(Pacific Venture Partners)创始人王伯元之女,曾在高盛香港的直投部工作长达约8年时间,此后又进入怡和创投,担任合伙人。

  三人一直到创立Asia Alternatives前才离开各自所在的机构。

  600多个基金经理的数据库

  2005年前后,亚洲的私募股权投资逐步升温,欧美的LP和投资基金开始对亚洲蠢蠢欲动。

  但对他们来说,在进入一个陌生市场的时候,如何规避风险永远是第一要义。从后来的实践看,FOF成为他们不错的选择,3i投资鼎晖(CDH)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时我们发现还没有专门针对亚洲的而且专门立足亚洲的FOF。” “徐红江们”从中看到了机会。

  但从看到机会到抓住机会需要“真枪实弹”,需要LP的认可。

  “我们第一个基金其实还是比较难”,徐红江坦言,“因为我们那时候是第一次出来,一个新的团队,人家也不知道这个FOF是什么行业,而且我们三个人是没有一起做过事的。”

  所以,Asia Alternatives在首期基金融资过程当中,“花了大量时间去跟LP介绍亚洲的情况。”因为,“他们对这个事情的考虑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亚洲这个市场到底该不该投,回报有多高,另一方面这个市场本身有多少风险,我们得拿出证据和分析来给人家证明。”

  其次,徐红江认为,LP对她们每个人的工作背景及在亚洲投资的资历,还是非常认可的。“虽然是一个新的FOF,怎么去投,怎么去跟踪市场,怎么去调查基金经理,我们都有一套程序,”徐说,“也是因为我们有在亚洲做LP或GP的经历,才能把这些事情说透。”

  的确,做GP或LP的经历帮了她们大忙。

  在亚洲的投资基金圈子里面,凡是重点跟踪的基金经理,她们与其中75% 以上在Asia Alternatives 成立之前都认识。“这些关系当然是可以延伸下去的。”

  Asia Alternatives成立后,她们建立了一个关于基金经理的数据库,目前已考察和跟踪了超过600个亚洲的基金经理。

  此外,Asia Alternatives 的团队也大多以亚洲为基地,针对各个重点市场都有本土的投资人才,这对于那些希望到亚洲淘金的LP来说,不失吸引力。

  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印度,都是Asia Alternatives投资的重点市场。当然,“中国是最主要目标之一”。

  马显丽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在Asia Alternatives的投资组合里,中国是最大的目标国家,占到30%-40%的份额。

  就投资类型而言,buyouts(并购基金)、VC、Growth Capital(成长基金)等都在Asia Alternatives涉猎的范围内。

  同时,根据不同市场及每个国家不同类型的资产回报情况,Asia Alternatives在投资类型上有自己的策略:在中国和印度,以Growth Capital为主;在日本和韩国,buyouts相对多一些。

  Asia Alternatives的二期基金获得了来自全球各地的LP的投资,其中包括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美国加州公务员退休机构、纽约州共同退休基金、加拿大安大略省雇员退休金计划、美国私募基金Hellman & Friedman LLC创办人F. Warren Hellman等。

  其实,Asia Alternatives二期基金的绝大多数LP同时是其首期基金的投资人。

  加州公务员退休机构就两次投资了Asia Alternatives。该机构一位投资人认为,“她们在亚洲有直接工作经验,深入的业内人脉关系和投资业务专长”,可以帮助加州公务员退休机构对千变万化的亚洲市场有更深入的理解。

  三大标准“遴选”GP

  FOF投出去的毕竟也是LP的真金白银。所以,“每做一个投资时,必须要对这个团队有深层次了解”。徐红江说。

  Asia Alternatives考察GP时,第一重要的是业绩,它对鼎晖、弘毅、赛富等的投资足以证明这一点。

  以鼎晖为例,它做到今天的业绩,对于不少LP来说,已经不是投与不投的问题,而是能否投进去,以及能投多少的问题。

  当然,对业绩的考量绝不会只停留在纸面上,原因是,“如果纸面上非常好,是不是在过去几年整个市场都很好。如果是市场非常好,你是否比市场还好;如果大家都非常好,你是不是比别人更好”。

  但成绩再好的GP也有还没做出业绩的时候,处于这个阶段的GP有机会在Asia Alternatives分得一杯羹吗?

  徐红江的答案是,她们会不断寻找下一个可能成为鼎晖的团队。除了业绩,团队是Asia Alternatives要考察的第二要素。

  今天的金融危机,在徐红江看来,恰是一个衡量GP水平的机会。她认为,每个GP挑选的公司怎么样,他们能否给公司带来附加值,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来了。

  当然,要深层次了解一个GP团队,不是靠数据库就能解决问题的。“尤其是这些机构的高级合伙人,包括个人性格、投资风格等,需要跟高级合伙人长时间地密切来往,或者需要多年打交道才能了解。”

  今日资本的合伙人徐新还在霸菱亚洲的时候,王乐怡就代表高盛与之共同做过投资;而徐红江在IFC时就参与投资过鼎晖。

  这些都为他们从各个层面了解GP做了铺垫。

  说到团队,徐红江认为,她们更看重的是团队能否为企业带来附加值,带来什么样的附加值。

  有一种类型的团队Asia Alternatives比较喜欢,即团队里有很多人具备公司运营的经验和专长或创建过公司。

  徐红江举例说,当她还在IFC的时候,就接触过国内一家刚刚成立的VC团队,他们专注早期而且偏重技术类项目的投资。

  2006年,这个团队募集了首期基金,后来也成为Asia Alternatives创立后最早投资的几个基金之一。

  该GP团队立志在中国打造世界级的高技术企业,目前已经募集了三期基金。尽管这个团队当时刚刚组建,但从这些合伙人的背景看,他们多数创立过公司,或者在一些技术型的大企业担任过中高层职务。

  徐红江认为,“这方面背景非常强的团队,才能为投资的公司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尤其是早期的项目。”这也成为她们连续投资这个GP团队的重要原因。

  对于团队的考察,Asia Alternatives还有更细的角度:不光要看团队的人是否很能干,还要看团队的合作,团队有没有过大的人员变动等。

  另外,从Asia Alternatives的投资纪录看,没有纯粹的人民币基金。“我们已经投的基金经理,他们有些会做合资公司,把人民币和外币放在一起投资,接下来这样的情况可能会有。”徐红江说。

  不要急,慢慢投

  对于如何处理LP与GP的关系,似乎有两种极端。

  在中国的有限合伙制下,人民币基金的LP和GP出现过各种变异形态,LP与GP界限模糊,甚至有取代GP的案例。

  据称,在国外,LP是不会对GP有任何干涉,他们平日可以周游世界,最后只关注的基金回报。

  徐红江的观点是,负责任的LP一定会监管。

  “为什么我们的LP会投资于我们这样一个专门做亚洲市场的基金?”她反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离市场和GP近,便于监管。”

  Asia Alternatives监管的途径之一是“有限合伙人咨询委员会”。通常有关基金的资产评估政策 (valuation policy),或者会造成利益冲突的项目 (conflict of interest)等,会拿到咨询委员会讨论。

  但“有限合伙人咨询委员会”不是投资委员会,并不参与每个项目的投资决策。Asia Alternatives工作的重心在于决定把钱投给谁。

  对于某个GP的DD,Asia Alternatives绝不是从这个GP开始出来融资才开始的,甚至从相互认识的那一刻起,或者即使在投资了GP以后,徐红江就把每一次接触,每一次的跟踪调查都看成DD的一部分。

  这样,“他下次再融第二支、第三支基金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他前面的工作做得怎么样了”。她说。

  除了每个季度看GP的季度报表,Asia Alternatives还会主动跟GP去交流,而且非常频繁,“目的在于深入了解投资进展,询问公司情况,看团队有无变化等”。尤其是现在的市场环境下,Asia Alternatives还要深入了解GP所投公司有无受影响,如何面对等。

  对于GP,无论是好时候,还是坏时候,Asia Alternatives的忠告都是:不要急,慢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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